这就需要用普遍幸福主义的思路来调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该条实质上确立了行政强制设定中的两个重要制度：一个是听取意见的制度，另一个是说明理由的制度。(18)在我国法学理论中，其他部门法似乎都有因果关系的理论，而且这些因果关系的理论在相关部门法理中都已经比较成熟了。
(22)近年来，纵观我国诸多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抵抗行政执法的事件，不难发现大多都是在行政主体运用了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而引起的，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有关行政强制行为的运用。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的上述三个控制路径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体现的，其中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就是这种技术手段中最为精巧的一种，因为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既要证明某一强制手段存在的合理性，又要给这个强制措施和手段贴上法律的标签，而此二者既达到了使行政强制规范化的目的也达到了使行政强制体系化的目的。基于此，笔者认为在行政强制设定说明理由中，行政主体应当将某一行政强制设定后所能够产生的负面效应作出初步的评估，而且必须能够从逻辑上证明这种负面效应是最小化的。(二)作为其他行政行为应对疲软的理由 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第二个进路是使行政强制由行为向规则拓展。笔者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对这个问题作了正本清源，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关于什么是转型，需要清晰的界定。
他认为以往没有实现民主化，重新提出了实现民主化的历史任务。 宪政社会主义的要义 郭道晖：借这个机会，我也来谈谈我所认同的宪政社会主义。我认为普遍幸福是终极价值，普遍自由则不是终极价值，所以普遍幸福主义可以超越自由主义。但是很大程度上我又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目前中国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而非目标，宪政社会主义很有可能就带有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必须尊重现有的秩序和权威，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后的宪政。
这大概就是我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孕育的过程，从1987年算起，到2010年出版《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经过了23年的思想历程。这是官方第一次许可在公开出版物中以专著的形式系统阐发宪政社会主义学理，同时江平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的书评，推介我的这本专著。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就有人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宪政是西方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是2004年反改革派崛起。没有宪政的规制，不管是什么社会主义都会走上邪路。譬如，在《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上王德祥发表文章指出：宪法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实施宪政的新阶段。
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有利于把改革引向深入 高锋：我曾经在北欧学习并工作多年，自1980年开始对瑞典模式和北欧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到目前共写了60多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刊物和报纸上客观介绍北欧情况。西方文化当中对于节俭的重视不够，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五是2010年炳啸出书，宪政社会主义一词开始流行。有人讲是社会主义宪政，不是宪政社会主义。
我主要研究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我也接受宪政社会主义呢？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比较敏感。国内第一个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提出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应该是安徽财经大学的赵守飞。
2012年，有位学者周树志教授专门写了文章认为宪政社会主义学派正在形成，郭道晖先生也积极推动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发展。我对习近平的思想一直很注意研究，我觉得他值得我们期待和信任。
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里，关于新改革的过渡版和终极版的这两种观点都有。四是普遍幸福主义可以超越自由主义，推动宪政民主政体的改革和进步。所以，你既可以把2050中国宪法理解为宪政社会主义宪法，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纯粹追求宪政的宪法。基本上大家用了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之后，还在说着自己的话。众所周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宪政。 转型中的民主过渡与宪政巩固 王占阳：宪政社会主义既是现阶段我们需要打起来的旗帜，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从两个结合当中理解中国学者所说的宪政社会主义。
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目标，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把它看做过渡时期的一条道路。我们吸纳的前提就是基本认同宪政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或虽不一定完全认同，却是既赞成社会主义又赞成实行宪政的学者，共同研讨如何把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据我所知，在国内的学术论文中第一次出现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发表于《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的乔·萧伯纳的《费边主义》一文，文中提出费边社是一个比较小的和精干的宪政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它的性质是主张立宪和讲求实际。我所支持赞成的宪政社会主义是以宪政来规限社会主义。
有些学者乃至从政官员认为，要想看什么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可以到北欧去看看，到瑞典、丹麦去看看。这和有些学者为了实现宪政而不得不承认、接受社会主义现实的妥协姿态，会有一点点差异，这个差异在我们的讨论中是客观存在的。
高放先生曾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宪政的历程和经验》长文，通过对英美法德日五国的宪政历程的分析，最早论述了宪政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宪政不姓资不姓社，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宪政将是一种新道路、新类型、新制度模式。这是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第一次在重要学术会议上被提出。我主张思想包容，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这样，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离开温室的圈养、适应野生环境的竞争性挑战，真正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实际上正是因为工人组织起来了，劳动人民组织起来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才得到了充分保障，社会才实现了稳定发展。
当时，围绕1982年宪法的制订，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的命题。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背后，那些表现为政治制度上的缺陷，其实后面也有文化问题。
我个人主观上更倾向于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宪政制度模式，既与西方既有的宪政模式不同，也与过去的斯大林体制完全不同，而是一种同时符合宪政与社会主义之本质要求及其衡量标准的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郭道晖：严格讲，宪政派是由宋鲁郑在2009年发表的《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一文中提出来的。
我当时对张维迎教授的这一问题做了一个更具理性的回应，说二三十年后的发展道路就让二三十年后的人们去做选择吧，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那个时候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预知和测准的，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关心当下的发展道路和时代命题，破解宪政与社会主义结合的现实难题。有人称之为终极模式，可能仅仅只是在特定时期的改革目标的意义上讲的，如果新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它就是终极版的，如果其终极目标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就是过渡版的，也就是说，经过10年、20年暂时保留社会主义标签的过渡时期，很快过渡到了另一种制度形态，过渡到了全盘西方化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譬如美国式的制度模式或台湾式的制度模式等。
再说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史。美国金融危机透露了这个移民社会中某些人的贪婪。要了解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学派，就需要首先了解我们国家现在的社会政治背景，特别是这几年出现的另外一种看似来势汹汹的声音--那就是反宪政的喧嚣。当时中共是是中国宪政民主思潮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我认为，中国宪政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做了我们的创始编委，现在是《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副主任，也是论丛稿件的审稿人，此外，我在1988年创立小费边社时期的合作伙伴、现在的企业家李磊先生也担任了编委会副主任，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宝贵的资助。
第二，它虽然为了学术交流，有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的聚会，每年开一次学术年会，但坚守的是学术探索，在这个学派里只有学者，没有政客，这些宪社学派学者只想在学术上、在学者圈子里探索宪政与社会主义结合的理论根据及其实现路径，并力求其思想学术成果能对治国理政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访谈在北京绿杨宾舍酒店举行，从上午9点至中午1点，首先对华炳啸做了个人学术访谈，下午2点至7点，则邀请了宪社学派的部分代表性学者郭道晖、王占阳、胡星斗、高锋和华炳啸共同座谈。
这本书最近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包括我的5篇新的文章，又在台湾出版了。但在此前，2006、2007年举办的两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2009年举办的中国宪政前景论坛等重要学术会议，为2011年《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创刊、宪政社会主义论坛的连续举办做了重要铺垫，使得宪政社会主义提出后就立即受到了广泛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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